菠菜汤，自己尝。

有感于逃难有感：作为一个中国人，爱国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的文化根本就不允许人爱国。那些在危难时期选择抗日的人都有了怎样的下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唯一做错的事就是选择了抗日。而那些选择自保，或移居国外的人反而生活的很好。

以下为正文：

（茅于轼，１９２９年生于南京，１９５０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１９８４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１９９３年退休后与同仁共创天则经济研究所，为国内知名经济学家。）

　　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６年的６年中学时代，我是在抗战时期度过的。抗战的大背景，决定了生活的动荡不安。我６年的中学时期换了６所学校。其中１９４４年日寇进逼桂林、柳州，直迫贵阳，我们从桂林逃到贵阳是最大的一次转移。那时我正在桂林智德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因为风声日紧，我随着父母弟妹撤退到了贵阳。这是一次艰难的历程，也是使我这个１５岁的孩子迅速长大的过程，它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军不但吞并了半个中国，而且出兵东南亚诸国，兵力分散，力不从心。但为了打通华中通往越南的通道，日本又出兵１０余万人攻打衡阳、桂林、柳州、南宁。国民党有数倍于日寇的兵力，但政治的腐败使得军队缺乏战斗力。除方先觉将军固守衡阳４７天之外，没有形成抵抗力量。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桂林、柳州之后，于１９４４年冬季，日本仅用了三千骑兵，驱赶几十万中国军民沿着黔贵线撤退，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从柳州到贵阳的黔贵线当时只修了全线的四分之一，火车只通过金城江。从衡阳、桂林、柳州撤退下来的大批机车车辆及疏散物资，一齐拥到了一百多公里的铁路线尽头。一切可以停放车辆的转道上都停满了车辆，车站上堆满了物资，但前线撤退的车辆仍源源不断地来到。不得已只好修了一些通向山崖河谷的专用线，将车辆连同物资推到山谷和河沟里去。这些物质都是被认为最有保留价值的，所以才历尽辛苦把它们运出来。早知这样的下场，何必当初费劲。

　　火车按理说比汽车的运输能力大得多。可是由于线路的建筑标准低，坡度很陡；机车用的煤质量太次，烧不上汽；机车车辆维修状态很差，这种种原因使火车的运输能力锐减。后来火车也走不动了，许多人改坐汽车。可是大部分车辆都是老旧破车，零配件供应不足，状态极糟，再加汽油供应异常紧张。到最后大部分人只好扶老携幼，徒步撤退，其狼狈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日本军队于１１月占领了桂林和柳州。我方几十万军民沿公路撤退。本来广西、贵州很少下雪，那一年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雪来，难民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六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３０００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日本人跺一下脚就能把中国人吓一个跟斗，而且让中国人自相作孽。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解放战争中唱的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确实是不错的。

　　然而，团结的背后是什么？是一种自觉的精神支持和道德约束，还是出于对权威的屈从，两者本质是不同的。同样是抗战中的故事，在平型关大捷中，日军伤亡惨重。我方战士出于人道考虑，将一受伤日军背下火线医治，不料被日本兵咬下耳朵。日本兵的这种至死不屈的精神很典型地说明了何以日本军队能够打胜仗。中日两国精神的对比反差太大了。日本人的这种精神也可解释何以他能制造出质量最好的汽车、音响、摄像机，但是日本兵咬八路军耳朵的事，也说明了日本人把优良的精神用错了地方。这也是时至今日，东南亚诸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仍不放心的原因。

　　我们沿黔贵线撤退时，我的一班高年级同学曾自己组织起来，上山去打游击。其实，既没有枪支弹药，又没有作战知识，怎么打得了仗？后来国民党到贵州地区征召青年入伍，他们就应召，受训后去缅甸与日军作战，成为青年远征军的一部分。这个班在我的许多同学中是境遇最惨的一班。除了少数几人跟着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大多数留在国内。解放后他们因为参加过国民党部队，成为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好几个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写回忆文章时，认为当年应征参军抗日，是一生所作决定中最大的错误。做一个中国人多么可怜啊！黔贵线撤退，对日作战，政治运动，都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才遭遇的。

　　人类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变得略为聪明一点了，人权的思想在全世界得到公认。过去侵占别人的土地现在要让出来，抢了别人的珍贵文物现在要归还；奴役了别国的百姓，强迫别人当慰安妇，现在要赔偿。以后谁再要用强权去侵犯别人，将被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群起而攻之。这可以说是一点进步，但是世界能否保持和平，这还难说。争夺财富和资源的战争可能性似乎变小了，但当今因为民族、宗教、历史怨仇的战乱丝毫也不见少。

　　中国的百姓有没有进步？再碰到战争、天灾人祸、金融危机、政治运动这些意外，我们能否处惊不乱，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杀人越货，借钱不还。假冒伪劣这种种坏事是少数人做的，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但是在红灯面前抢行，随地扔脏东西，排队夹塞却是经常能见到的。事情虽小，但到了紧要关头，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坏大事情。我已经７０岁了，来日无多，恐怕还能在平安中度过余生。我的身后将如何，仍是一个大问号。其实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青年人能从我的经历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为自己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

　　 （摘自何宗思编《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５月出版）

　　 《作家文摘》2003年第65期